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缓步走上纪念碑的平台，徐徐揭开蒙在纪念碑上的红色绸布，碑身正中“孙凤鸣纪念碑”六个金色的阴文大字首先映入眼帘。
这座纪念碑并不高大，横卧式，长 2 米，高仅有 1.3 米，与高耸入云的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相比，它显得微不足道。然而，由于设计者的独具匠心，在这广袤的绿色原野上，在青翠松柏的环绕衬托下，它同样给人以庄严肃穆的感觉，令人肃然起敬。
这位揭幕老人，不是别人，正是本篇的主人公之一——当年刺蒋的领导人、策划者华克之。
此刻，他站在碑前，伫立良久，凝神地注视着纪念碑，泪眼模糊，任凭思维像脱缰的野马一样驰骋。
他似乎又听到了孙凤鸣临行前的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935 年 11 月 1 日，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场了。
由于内各派系争权夺利，纷争不断，老早就要召开的四届六中全会一再延迟，拖到 10 月底，再也拖延不下去了。因为已决定在 11 月 12 日要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召开这次全会，蒋介石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当时粤桂方面的中央委员尚没有表示要出席六中全会，党内资深元老胡汉民远在法国，而且态度暧昧。中间经过戴季陶、马俊超飞粤疏通，问题才大致解决。蒋介石本人则在 10 月间先期到太原，做通了阎锡山的工作，所以 10 月下旬，阎锡山与张学良率先到了南京。接着已居泰山读书的冯玉祥也启程来京出席会议。蒋介石以为“举国团结，共赴国难”的宗旨已被各方各派所接受，不由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这天，他早早来到会场。
七时整，与会代表和工作人员按惯例前往东郊紫金山中山陵谒陵。九点钟，四届六中全会在中央党部礼堂举行开幕式。礼堂前排为中央委员席，后面是新闻记者和大会工作人员席。这次会议核发记者出入证特别严格，记者入场有严格规定，除了查对照片，中外记者的照相机一律暂先存放，不得带入会场。
9 点 20 分，100 多名中委陆续步出礼堂，一齐来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摄影场，代表分成五排，各就各位。第一排是蒋介石、汪精卫、张静江、张继、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等人。记者和工作人员面对中委们站成了一个半圆形，中央架起了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约定 9 点 30 分拍照，一切就绪，却不见蒋介石到场，汪精卫只好亲自去请。
原来蒋介石见室外摄影场上人多，乱糟糟的，各地军政要员、中央党政要人云集，每人均带有数名马弁，腰佩手枪，心中不禁一动，警觉顿生，心想谁能保证这众多的马弁卫士中没有一个异动者？万一其中有这么一个异动者，首要目标就是刺杀我蒋某人。因此，当全体中委步出会场时，他却去了秘书长办公室，找叶楚伧查讯，为什么今天秩序这样不好？叶楚伧的回答不得要领。蒋介石于是决定不去参加合影，带着随从副官蒋孝先（蒋的侄孙）来到会议厅旁的休息室里小憩。
当汪精卫来催他去照相时，他对汪精卫说：“汪院长，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去合影了，希望你也不必出场。”
汪精卫却满脸难色，说道：“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我如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蒋介石也不再劝。
汪精卫回到摄影场，在前排正中的位置上坐下，张继大声招呼说：“不要等，就照吧！”
正当中委们纷纷转身回礼堂时，突然从记者群中闪出一人，从大衣口袋里拔出六响左，一边高呼“打倒卖国贼！”一边向站在第一排中间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开三枪，弹无虚发，枪枪命中。第一枪打中汪精卫左眼外角下左颧，第二枪把汪精卫左臂从后打穿，第三枪击中汪精卫的后背，射在第六与第七胸脊骨旁。汪精卫应声倒地。
枪声响起后，场上秩序大乱。坐在轮椅上、患有足疾的张静江吓得魂不附体，翻倒在地。财政部长孔祥熙顾不上新马褂被扯破，急忙往旁边的汽车下滚，忙不迭地钻到了汽车底下。其他那些党政要员跟头趔趄，四散奔逃，只恨爹妈少生了两条腿，许多人的鞋子、帽子被挤掉。只有站在汪精卫旁边的元老、身高力大的张继倒是临阵不慌。只见他一个转身窜到刺客背后，一个拦腰把他抱住。刺客挣扎着又打了两枪，张学良一个箭步奔至，抬腿一脚，将刺客的手枪踢落。几乎是同时，汪精卫的卫士向刺客连开两枪，子弹穿进刺客的胸部和肺部。好在卫士枪法准，否则张继的命也得搭上。张继事后连呼“侥幸！侥幸！”
这一切发生在短短的几十秒内。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如五雷轰顶，几乎晕倒。她左腿跪地，伸出手托着汪精卫的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直往下落，滴在汪精卫满是血污的脸上，泪和血流到了一起，分不清哪是血哪是泪水。陈璧君把手伸到汪精卫的鼻子下，感到呼吸微弱，以为必死无疑。
汪精卫这时已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见陈璧君哭得似泪人一般，强忍剧痛，对陈璧君道：“我……为……革……党，结果……如……此，毫……无……遗憾。”声音断断续续，像是弥留之际的遗言。
陈璧君见状，带着哭声说：“四哥，人必有死，吾辈革命者，即或不幸，我仍必继续努力。君已受重伤，当速送医院救治，能不死，固尚可努力，即非，在吾等革命者中，亦不过如此。”
正说着，听到枪声的蒋介石与副官蒋孝先、军事参议院院长朱培德，已到了躺在血泊中的汪精卫的身边。蒋介石屈腿蹲下，握住汪精卫的手，连呼：“汪院长！汪院长！汪院长！”汪精卫喘着粗气，有气无力地说：“不……碍……事……蒋……先……生，你……今……天……明……白……了……吧？……死……之……后，你……要……单……独……完……全……负……责……了。”
代表们围成一圈，一时间竟不知如何是好。陈璧君声泪俱下，对陈公博吼道：“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将汪先生送医院！”蒋介石也猛醒过来，急忙指挥人调动救护车。
这时，才有人注意到躺在血泊中的刺客。陈璧君等人大叫：“快！将凶手也送进医院，不能让他死！要他的口供！”
好不容易才把现场的秩序稳定下来，荷枪实弹的警卫部队已把会议厅、礼堂、摄影场地围个水泄不通。如果刺客有同伙的话，插翅也难飞出去。陈璧君抓住蒋介石不在摄影现场这一点，大吵大闹，不顾在场还有褚民谊、陈公博、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等一干中委，对蒋介石撒泼：“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
陈璧君的话，意思非常明白：搞刺杀这是你老蒋排除异己的惯用伎俩。蒋介石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是好，他也搞不清到底是哪路人马干出这惊心动魄的事，只得忍气吞声，陪同陈璧君护送汪精卫先到医院。
蒋介石气恼之极，马上把戴笠叫来，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娘希匹！你们每月花几十万元，就干出这类好事？人家打到中央部，你们还不知道，干什么吃的？”蒋介石越说越恼火，拍着桌子对戴笠吼道：“限你一个礼拜，到期没有破案，提着你的脑来见我！”戴笠吓得大气也不敢出，诺诺连声，赶忙退出蒋的办公室。
当天，南京全城，军警宪特倾巢出动，封锁了车站、码头、机场、城内要道，对行人严加盘查，水、陆、空交通全部中断。晚上进行全城大搜捕，逮捕了一批嫌疑犯。
在中央党部发生的这桩刺杀案，无论是从时间、地点或被刺杀的对象来说，可称谓是一宗“特大政治谋杀”。尤其是事发之时，有 60 多位中外记者在场，他们目睹了狙击者那种勇敢、果断、迅速、准确地射击动作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勇气概；目睹了被击中者，一位“风度翩翩”、“气宇不凡”的政治家、政府五院之一的行政院长身中三弹，偃卧尘埃的惨相；目睹了 100 多位达官贵人，除了张继、张学良等少数几位遇险不变、临阵不乱外，其余诸人是如何狼奔豕突、藏头露尾、贪生怕死，财政部长孔祥熙更是丑态百出；还目睹了自蒋介石以下的一干领袖、要员，如何被刺客三枪打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以至于受到无理指责却无言以对的狼狈相。这些情景被记者们迅速搬上了报纸，当天下午就传遍城区，次日传遍了全国、全球，连续几天，各家报纸销路大增。
第二天，的《》用特大标题刊登《汪院长昨晨被狙击，中央极度震惊》，作了“权威”性的报道。震惊之余，人们不免猜测议论。
谁都知道，蒋介石、汪精卫自 1927 年宁汉合流以来一直是同床异梦，面和心不和，各有打算。蒋介石对汪精卫是尊而不重，汪对蒋是服而不从，所以人们自然怀疑这是蒋介石指派特务干的。陈璧君根据蒋介石不与中委们合影，更是坚信不疑，她责问蒋介石：“在军警森严的中央党部，除了你的特务队，还有什么人能混进来？”一口咬定是老蒋干的。蒋对此事本来就满腹狐疑，也解释不清，面对陈璧君咄咄逼人的责问，更觉语塞，只好赔着笑脸，左一个“汪夫人”，右一个“汪夫人”，保证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广西的李宗仁等也来电责问：“会场森严，乃来暴徒，亟应严办，以儆凶顽。”蒋介石为了洗刷自己，特地将汪派重要成员陈公博、顾孟余、谷正纲、唐有壬、褚民谊等人找到中央军校谈话，一再说明这件事不是自己人干的。后来，陈公博等人亲自参与审问与调查，证实了蒋介石及其特务系统确实与此案无关，陈璧君才算没有再闹。
的宣传工具宣布说，刺汪的幕后主使者完全是“意在颠覆民国”的反蒋派陈铭枢、李济深，把当时反蒋失败已在香港的陈铭枢、李济深当成刺汪案的幕后主谋；还有人说，此次刺汪是“斧头邦”首领、号称“江淮大侠”、“暗杀大王”的王亚樵指使其门人党徒干的；也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散布说，此事是中国策划与指使的。这纯属是无稽之谈。不过，地下党组织知道有谋杀蒋介石的行动计划和组织，这倒是真的。刺汪案可以说是扑朔迷离。
其实，这次暗杀行动就是华克之领导和组织的，刺客就是本篇开头述及的纪念碑主人孙凤鸣。目标是刺杀蒋介石，却因蒋介石临时不出场，汪精卫遂做了替死鬼。
再说孙凤鸣受伤后，被送到鼓楼医院时，已濒临死亡。蒋介石不愿让他立即死去。为了从他口中得到刺汪行动的线索和幕后指挥者，医生奉命每小时给他注射十次以上的强心针。结果在尸检时竟发现死者的身上有一百几十处针眼。
此刻，孙凤鸣躺在医院的白色病床上，忍受着痛苦的煎熬，等待死亡的降临，那苍白失血的脸上，显得那样的安静，似乎在说：“我只是累了，需要好好地睡一觉。”然而，南京最高当局千方百计要从孙凤鸣口中了解刺杀行动的政治背景。陈公博、宪兵司令谷正伦、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内政部代部长陶履谦、行政院政务处处长洪学沛，这些人急不可待，于是把病房变成审讯室，对孙凤鸣进行审问，追究事件的组织者和指挥者。
孙忍受着身体撕裂般的痛苦，坦然申述了自己作为一个堂堂正正中国人所应有的立场，他说：“请你们……看……看中国……地……图，整个……东……北、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就要做……亡国奴。”喘了喘气，他接着说道：“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
“没有……人……指……使，驱……使……我……刺杀……的是我……的……良……心！”此后，孙凤鸣再也没有说一句话。第二天凌晨，这位年轻的爱国志士平静地告别人世。
汪精卫被刺，伤势虽重，但终究被抢救过来了。经手术取出左颊、左臂子弹，情况慢慢好转起来。背肋的子弹却取不出来，一直留在里面，后因子弹引起铅毒入骨，造成脊骨瘤，他的命最终还是丧在这粒子弹上。1944 年 11 月 10 日，一命呜呼，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华克之，江苏宝应人。原名华皖。皖者，星光明亮之意，1902 年出生于宝应记光湖五里埠一个家道败落的书香门第。其父华小东，是个能诗善文的秀才，母亲郭氏是本县王通河乡的一位端庄贤淑的大家闺秀。华皖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23 年，他以优异成绩，由省立一中（今南京一中）保送，进入“名甲东南，誉满海内”的金陵大学。
在一中读书时，他加入了中国，成为一名年轻的员。在金陵大学，成为国共合作时的南京市南区党部委员、金陵大学学联理事。“五卅”运动后，他担任了南京市党部委员、青年部长。当时，南京市党部有七名委员，其中四名是员，三名是“”党员。在工作中,华克之与一些员结下了非同一般的情谊,像萧楚女、侯绍裘、希俨等人,均与华克之来往密切。
学生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对理论世作了一番研究，这使他在思想上同、人接近,最终在1939年经、潘汉年介绍,由亲自批准,加入了中国。此后,他始终在潘汉年领导下，在无形战线上战斗了十几年,一次又一次完成了难度极大的任务。
1927年蒋介石终于撕下伪装,背叛了孙中山的和三大政策,公开反革命,华克之愤慨地对人说:“我为感到羞愧,为孙中山先生感到难过。”蒋介石曾拉他入伙,亲自给他写信,约他到总司令部一晤,华克之拒绝了。蒋介石一怒之下,三次把他逮捕,经友人营救出狱。华克之出狱后,对同学说:“我与这个国民革命的叛徒不共戴天。”从此以后,他开始走上了一条反蒋的道路,还曾与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人物--王亚樵结成了莫逆之交。在以后的近十年中,他俩多次联手共同策划了以蒋介石为目标的暗杀行动。
王亚樵,字九光,别名王擎宇,又名王鼎,人称九哥、九爷,合肥北乡人。1887年生于一个世代行医兼务农的家庭。家境贫困,生活艰难。王亚樵自小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常见穷人被欺,养成了他疾恶如仇的性格。他常以古代侠义之士荆轲、聂政、专诸自许,专爱打抱不平。
辛亥革命的爆发,王亚樵有了用武之地。“时势造英雄”,这是千线岁的王亚樵积极投身革命,认识了包括柏文蔚、孙中山在内的一批人物。武昌起义打响,他受命与李元甫组织庐州军政府,任副都督。庐州军政府失败后,他在安徽无法藏身,逃到南京。在南京他遇到了社会党江亢虎。江亢虎鼓吹“锄强抑暴铲富济贫,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年轻的王亚樵没有识破这个社会党领袖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骗子,反认为江亢虎的党纲是拯救中华民族的真谛。他毫不犹豫地加人了社会党,并拉了一批朋友入党。江亢虎一高兴，让他做了社会党安徽总支部的负责人。王亚樵不负江亢虎之望，在安徽 20 多个县市建立了支部，发展党徒约 20 万人。王亚樵自此驰名安徽全省。以后，王亚樵反蒋，追随者中有相当一批人是这时跟着他的社会党党徒。
王亚樵在安徽大张旗鼓地“锄强抑暴铲富济贫”，把合肥市面闹得天翻地覆。当时的安徽都督是倪嗣冲，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他指责社会党为“乱党”，要立即取缔，捉拿党人，通缉王亚樵。王亚樵第二次逃离安徽，几个月后，他亡命来到上海。
在上海，他举目无亲。只好白天做苦工，夜晚以报纸盖身，露宿街头。他对自己因革命而受通缉追捕，愤愤不平。他这时刚 26 岁，只读过几年私塾，没有受过系统的良好教育，充其量只能算半个知识分子，也没有人给他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是他与华克之在人生转折关头所遇到的完全不同的两种环境。在迷惘中，他结识了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并深受影响，加入了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开始钻研克鲁泡特金的学说，研究怎样打倒社会上的一切强权。无政府主义思想与他的豪迈、率直的性格，的实际处境交融在一起，奠定和形成了他后来事业的思想基础。
在上海，为了立足，他加入了红帮，网罗了一批安徽同乡和原先的一些追随者，逐渐成为安徽帮的首领。在无政府主义思想支配下，王亚樵及他手下的一帮人，经常以斧头为武器，“锄强抑暴铲富济贫”。久而久之，江湖上就流传着“斧头帮”的说法，王亚樵自然被人称为“斧头帮”的魁首。
有阵子，他同上海青帮大亨的杜月笙、张啸林较上了劲。在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同流氓头子打交道，是没有公理的，谁硬谁就赢。一天，王亚樵率领一批门徒，个个手拿斧头直奔张啸林住处，将张住宅的后院墙掏了两米见方的大洞。还有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王亚樵带领三四百人，每人手擎一把斧头直奔杜月笙的门徒、张啸林的本家侄子、“江安”号轮船经理张延龄家，逼张把“江安”号交给他使用。张延龄到杜月笙那儿哭诉，杜月笙挥挥手：“算啦！算啦！”不敢去招惹他。王亚樵的名气一下传遍了上海滩。1915 年，柏文蔚到上海，找到了他，介绍他到上海环龙路 44 号晋谒孙中山先生，聆听教诲，深感不打倒军阀，中国就无宁日。自此，他追随中山先生从事反军阀斗争。护法运动前夕，他向孙中山建议用非常手段铲除段祺瑞，遭到孙中山先生的批评。中山先生批驳道：“解决革命，应以武装力量推翻其组织，不在于以恐怖手段杀死人。”可惜的是，王亚樵没有能听取这个意见，结果自己最后被人暗杀。但孙中山说的“武装力量”，他听进去了。1919 年，他与老同盟会吴韩恢在苏北、皖东组织国民革命军，建立了一支 1000 多人的武装力量。在进攻南京时，被江苏督军李纯打败，韩恢被囚，死难于南京，王亚樵在部队被打散后潜逃到安徽农村老家。
那时，任安徽督办的是属于直系军阀的张文生。此人有两大恶习，一是贪财，不择手段拼命搜刮老百姓，搞得民不聊生；二是好色，凡是合肥城、安庆城里有些姿色的女子，不论是姑娘，还是婆娘，他只要看中了，不管采取什么恶劣手段都在所不惜，不弄到手誓不罢休。老百姓背后呼之为“张色狼”。
王亚樵当然不会放过他，遂联络同党，意欲驱张。1920 年，亚樵偕阚培林来到合肥，与许习庸等人取得联系，相约到安庆组织“安徽民权协进会”。“协进会”成立后，王亚樵等人宣传孙中山的主张，提倡民权革命，鼓吹民有、民治、民享。数月之间，有两万余人加入，其中主要为码头工人，也有少数商人、学生、市民。王亚樵此时估计时机成熟，遂率民权协进会员上街，声讨张文生横征暴敛，残害皖人。通电全国，声明要赶走贪官污吏张文生，实现皖人治皖。这下惹火了张文生，但王亚樵是以孙中山的民治、民有、民享的民权理论为号召的，张文生奈何不得，顿生歹心。他密令副官派卫士去暗杀王亚樵。谁知，这个副官敬佩王亚樵，不愿暗杀好汉，反把张文生的阴谋透露给王亚樵。安徽呆不下去了，王亚樵只得单身离皖，再奔上海。
这件事对王亚樵刺激很大，他决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暗杀手段回敬政敌、贪官。从此，王亚樵走上了以暗杀行刺为手段的斗争道路。
上海自晚清辟为通商口岸后，很快就成为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这里是冒险家的乐园、有钱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它是帝国主义插手中国政治，进行阴谋活动的据点；也是流氓、地痞、帮派互相争夺、残杀的舞台；更是各派军阀争夺的市场。民国十年左右，从印度运进上海的，据说关税一项足够养活三个师！哪派军阀不想得到这块“风水宝地”？直系军阀闽苏浙军齐燮元瞅准机会，派其心腹徐国梁到上海担任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是个弄钱的好手，在很短的时间内，捞到上百万，除了孝敬齐燮元外，其余都落进了自己的腰包。他经常露骨地向淞沪工商界进行敲诈勒索，民愤极大。浙江督军卢永祥觊觎这块地盘上的油水，派他的亲妹婿何丰林来上海任护军使兼淞沪保安司令，驻军上海，与齐燮元、徐国梁展开争夺。
1922 年春，孙中山为了加强反对直系军阀的力量，积极与皖系、奉系代表联络，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即两广的孙中山、长江方面的段祺瑞皖系（包括浙江卢永祥）和东三省的张作霖奉系，共同对付掌握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王亚樵受柏文蔚之托，回上海组织反直（曹锟、吴佩孚）活动。王亚樵到沪后，通过李鸿章的族孙李国风结识了民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三人义结金兰。王亚樵的目的是欲借卢永祥的军事力量反直，而卢永祥则想借王亚樵的“斧头帮”干掉徐国梁，夺取淞沪警察厅。再则，卢永祥与孙中山有“反直三角”盟约在先。所以，两人一拍即合。卢永祥答应，如除掉徐国梁，他划浙江湖州一地给王亚樵，枪 400 支，并委以“浙江纵队司令”之任。当场先给王亚樵活动经费 2 万元。“一个月内干掉徐国梁！”王亚樵干脆利落地作出保证。
徐国梁手下有 7000 多名警察，平时出门，总是前呼后拥，戒备森严，很难靠近他。王亚樵几次意欲下手，均未能如愿，倘若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会打草惊蛇。正在一筹莫展之时，1923 年 11 月 12 日这一天，王亚樵得到报告，徐国梁乘车到大世界游乐场对门的温泉浴室洗澡。王亚樵立即派得力助手郑益庵率领一帮兄弟赶到现场，埋伏在温泉浴室四周。
徐国梁泡在单人浴盆里，舒舒服服。这位上海滩上的显赫人物，哪里知道死神正在向他招手。洗完澡，他轻松地步出浴室，到了门口，两眼左右一扫，是自己十余名警卫荷枪实弹，没有异常，便放心地向车子走去，刚要登车，猛然间他觉得被什么东西推了两下，在“砰、砰”两声枪响中，徐国梁晃了晃就一头栽倒在地，什么也不知道了。
王亚樵首次暗杀成功，走马上任到湖州任他的浙江纵队司令，一时好不威风。戴笠、胡宗南这时都在他手下当中队长，戴笠对王亚樵执师礼甚恭。不过，好景不长，江浙一带以徐国梁被杀为导火索，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四省攻浙，卢永祥战败，王亚樵退居广州。不久适逢黄埔军校招生，经王亚樵推荐，戴笠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生。王亚樵后来坚决反蒋，与华克之有一定关系，也是蒋介石把他逼上梁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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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战争时，由胡汉民、柏文蔚推荐，王亚樵被委为安徽副宣慰使。1927 年 3 月，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激战五小时后，解放上海。王亚樵随国民革命军由浙江进入上海。在上海，本来就有他一帮势力，他到上海后，这批人马就与他接上头，一时间，他在上海工人中几乎是一呼百应。一个月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四·一二”上海大屠杀，王亚樵手下也有人被杀，这使他非常不满。但他本人却成为蒋介石拉拢的对象。蒋认为王亚樵是一条好汉，论忠义慷慨，黄金荣、杜月笙都不如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上海工人中有威望，手握一股叱咤风云的势力。华克之的挚友、地下党员、安徽大学毕业生陈惘子曾说到过这一点。陈惘子说：“王亚樵在上海工人中很有号召力，振臂一呼，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跟着跑。”陈惘子专门向华克之提出要求，介绍他与王亚樵认识。后来，王亚樵与华克之共同为地下党做了许多于革命有利的事。例如 1931 年，王亚樵为地下党一次就筹集 7500 银元办了个“公道印刷厂”，随后又筹集 2500 元作为印刷厂的开办费。该厂当时负责印刷党的刊物《红旗》和党中央批发的有关文件。1932 年，陈惘子通过华克之向王亚樵筹集 2000 元，办了个“春申书店”，安置文化界的地下党人员。王亚樵有好几个法律顾问，一些地下党员被捕时，这些律师根据王亚樵的暗示为他们辩护。所以，1936 年，王亚樵派人去延安联络是有思想基础的。
1927 年初夏，蒋介石邀请王亚樵出任津浦路护路司令，王亚樵不愿干。蒋担心他不跟自己合作，立即派人到上海去请王亚樵。王亚樵到宁的当天，就与蒋介石见了面，蒋提出希望他出面组织劳工总工会。王亚樵乐于同工人打交道，便答应了。谁知，华克之一句话，把蒋介石的如意算盘给打翻了。
第二天，王亚樵赶到华克之住的钟南中学（今南京市建筑工程学校）。大家见面，自然高兴，也少不了一番调侃。两杯茶下肚，言归正传。
室内一下子静了下来。王亚樵咳了一声，说：“我把这次来南京的缘由直说了吧。蒋先生通过几个人来三请四邀，先要我当什么护路司令，我不干。又要我来南京为他组织一个劳工总会，我已经答应了。”
沉默了片刻，华克之望着王亚樵，有点激将的味道：“这么说来，九哥要同我们这班小老弟分道扬镳了，抑或将来还要演出一出两军对垒、兄弟阋墙的戏文……”
华克之笑了，向王亚樵说：“蒋总司令请你来组织劳工总会，是要对和拥护三大政策的员大开杀戒后，利用你欺骗工人。难道你准备陪他遗臭万年吗？”
“老弟说到哪里去了？大家把他拥上总司令的宝座，他现在翻脸不认人，这种忘恩负义之徒，岂可与之为伍？”王亚樵激动起来，说话的调门也高了起来。
“我也是这样想的”，华克之边斟茶边说，“现在形势很紧，不过只要大家齐心合力，总是有办法的。”
“老弟不买总司令的账，不但声振金陵，亦已名播江东，九哥我岂会做愧对江东父老的事？放心吧！”
不为我用，则为仇敌。蒋介石拉拢王亚樵不成，密令首都警察厅厅长温剑刚逮捕王亚樵。蒋介石哪里料到，反蒋派人物之一的陈铭枢已派人悄悄地将王亚樵护送到上海。侦缉队扑了空，反被王亚樵在南京的手下人缴械。蒋见王亚樵跑了，下令追捕。从此，王亚樵与蒋介石水火不容。
王亚樵逃脱，四处联络反蒋势力，不论何派何系，只要反蒋他就与之合作。他对华克之说：“只要是反蒋记的，用得着我，万死不辞。”他率领其手下人，潜居上海，活动于长江流域一带与港九地区，以手枪与炸弹为武器，接连制造了许起震惊全国的暗杀案。先后指挥策划暗杀安徽军阀、省主席调元，安徽建设厅厅长张长松，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等人。并参与方振武、石友三的讨蒋，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直至后来暗杀宋子文、蒋介石、汪精卫，以及日本要人白川、河端，还策划了暗杀李顿。他亲手制造的这些事件，在全国造成了极大影响。群众把他视为除暴安良的传奇英雄，报刊上称他为“暗杀大王”，胡汉民说他是“江淮大侠”。与此相反，蒋介石、戴笠则视他为最危险的敌人，必欲除之而后快。
1931 年，反蒋派人物找到了王亚樵。王亚樵经过与华克之的商讨筹划，从此开始了一场持续五年之久的暗杀蒋介石的行动。
胡汉民是著名元老和领袖之一，资望颇高。自 1928 年秋到南京出任立法院院长之后，与蒋介石结成政治同盟，合作无间。孰料一夜之间，胡汉民竟成了蒋介石的阶下囚。消息传出后，闻者无不惊诧。
导致胡汉民被囚的最终原因是蒋胡之间的权力倾轧，其直接原因是“约法之争”。
胡汉民长期追随孙中山，在内影响深远，一些人称誉他，说孙中山之后，胡汉民是“党的唯一导师”。蒋介石此时虽在内手握实权，但从“党统”方面来说，蒋的资历尚浅。蒋介石同胡汉民合作，是想借重胡在内的声望，巩固自己在内的地位。作为政客的胡汉民，没有一兵一卒，只有依靠掌握军权的蒋介石，才能实现自己掌握国家政权的目的，许崇智、谢持劝阻他同蒋介石合作，他对两人解释说：“我到南京，并不是帮助个人，我是想帮助中华民国。”他又补充说：“退一步说，假如我到南京是帮助蒋介石个人，则我希望这所谓的个人，是凯末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不是袁世凯。如果这所谓的个人是袁世凯，我必首先反对他，任何牺牲，在所不辞。”
胡汉民太天真了！他认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自古武人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笃信“武能安邦，文能治国”，蒋在平定各路诸侯后，会把统一的国家交给他这个文人来治理。
蒋介石一心要建立他的独裁统治，岂甘心把权力拱手交给胡汉民。于是胡、蒋之间的权力争斗，或早或迟总要发生。1931年初，胡、蒋合作终成泡影。
蒋介石在1930年10月打败冯玉祥、阎锡山后，踌躇满志。从1927年7月至1930年10月，一年四个月，他先后打败了唐生智、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实现了武力统一中国。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颇有“主宰九州，舍我其谁”的气势。兴奋之余，便着手召开国民会议，制定“新约法”，准备登基当中华民国大总统。
1930年11月12日，三届四中全会开幕。会上蒋、胡开始了正面冲突，开了六天会，吵了六天。
蒋介石如意算盘是：通过这次会议，把军事胜利迅速转化成政治胜利，制定一部有利于自己的约法，从而巩固自己在常务、政务方面的权力。而在胡汉民看来，军事行动结束之日，正是蒋介石交出权力之时。蒋不但不交，反而借军事胜利扩大政治权力。胡汉民异常气愤，坚决要把反对制定约法当成制止蒋介石在政务方面指手画脚的突破点。这样，“约法之争”很快超出了要不要约法这一具体问题的界限，而具有更深的政治含义。
如何遏抑蒋介石的政治野心？胡汉民的法宝是捧出孙中山的“总理遗教”。在会上，他强调孙中山遗嘱是“根本”，“如果有人违悖，那只有讨伐”。从表面上看，胡汉民占了上风。蒋介石见明争不行，便想私下言和。1931 年 2 月 24 日，蒋介石约胡汉民谈话，劝胡回心转意。谁知胡汉民滔滔不绝，坚持己见，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得假惺惺地说：“那就照胡先生的话去做吧。”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谈话不欢而散。
蒋介石不敢与胡汉民正面论战，却指使他的拥戴者抓紧四处活动，企图通过召开国民会议造成由他当总统的既定事实。然而，这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据陈果夫、陈立夫派往各地的特务汇报的汇总材料看，如一旦召开，进行投票选举，蒋介石最多只能得 32%的选票，而 68%的选票将属于胡汉民。蒋介石一急，就让吴稚晖出面，劝胡汉民“休养”，遭到胡汉民的痛斥。扳不倒胡汉民，蒋的总统就当不成。唯有用非常手段来搬倒胡汉民了。
就在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之时，戴季陶恰从广州返回。蒋介石闻讯大喜，急忙把戴召去密谈。戴季陶听完蒋的叙述后，思索一番，献上绝计一条：一不做，二不休，把胡汉民扣留。“娘希匹，就这么办！”蒋介石一拍坐椅扶手，就这么决定了。这天是 2 月 23 日。
2 月 26 日，蒋介石发出请柬，邀请胡汉民 28 日晚去总司令部共进晚餐。胡汉民怎么也没想到，蒋在那儿摆的是“鸿门宴”。当晚，胡汉民驱车直往国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他一进门，首先便看到戴季陶坐在里面，另外还有吴稚晖、王宠惠、何应钦、叶楚伧、陈果夫、陈立夫和他以前的秘书刘庐隐等人，众人向胡汉民打个招呼，便继续他们的交谈。高百凌接过胡汉民的礼服和手杖，请他到里屋去坐。胡汉民进屋后，看见南京警察厅厅长吴思豫静静地坐在里面，朝他点点头，一语不发。高百凌则紧挨著他站在一旁，胡汉民觉得气氛不大对头，刚想开口发问，蒋介石从里屋出来了，他们开始了密谈。
4 月 30 日，广东省籍的中央监委通电弹劾蒋介石，历数蒋介石的罪状，要求查办。
5 月 3 日，两广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数十人联名发表声明，拥护《弹劾蒋中正提案》，要求立即释放胡汉民，蒋介石下野，声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5 月 23 日，中央、地方要员 20 人联名通电，要蒋介石于 48 小时内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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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6 日，孙科致电蒋介石，要求他下野；同天，陈济棠等两广将领调兵遣将，意欲一战。
5 月 27 日，反蒋派唐绍仪、汪精卫、孙科、林森、李烈钧、唐生智、古应芬等在广州组织国民政府，发表讨蒋宣言，要求恢复胡汉民自由，并整顿武装讨伐蒋介石。一时战云密布，气氛紧张。
胡汉民获释后，复仇心切，不惜以重金结纳王亚樵，孙科也派亲信马俊超面见王亚樵。一场持续五年之久的以暗杀蒋介石为主要目标的行动就这样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王亚樵、华克之经过周密侦查，探听到蒋介石在南京的活动，大多是在黄埔路中央军校官邸内（今司令部）。蒋的官邸坐落在军校内东部一片稀疏的小树林中，一般人根本无法接近。要在这里暗杀蒋介石，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在蒋外出时实施狙击，虽不失为一条妙计，但这必须掌握蒋介石外出活动的规律，而实际上蒋介石外出根本没有规律可循。再则，王亚樵、华克之在南京缺少一个牢固的据点。三年后，华克之在南京创办“晨光通讯社”，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转眼之间，到了 6 月下旬。南京是长江流域三大火炉之一，气温常常高达 37℃以上，1931 年南京的盛夏气温超过了往年。南京国民政府的达官贵人纷纷逃离“火炉”，上了庐山。
王亚樵得到确切情报，得知蒋介石已上了庐山，准备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估计在军事“围剿”行动结束之前，还不会回南京。王亚樵当即决定，在庐山实施暗杀计划。
6 月 20 日前后，第一批人马龚春浦、萧佩伟、成诚等化装成游客先期上了山，居住在该山新旅社内，负责摸清和监视蒋介石的行动，伺机下手。另一拨人马随后上山，负责接应。山脚下也安排了掩护撤离的枪手、撤退的汽车。一切都准备妥当。
这天上午，成诚独自一人出来摸情况，突然看见蒋介石在几名卫士的簇拥下正准备上轿。庐山一直没有公路，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叶才修了盘山公路。在这之前，显贵要人上山都是坐轿。这种轿子，并非民间说的那种四面有帷幕的轿子。庐山轿子实际上就是浙江人所说的滑竿。
再说成诚见到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情况，已无法向同伴发出联络信号，任何迟疑都会使这一机会得之即逝。成诚急忙伸手，拟掏出炸弹掷向蒋介石，正举之际，从成诚的正前方射来一串子弹，正中成诚的头部，当场饮弹身亡。原来成诚在路边树丛中溜达，东张西望，早已引起蒋介石卫士的注意，当他们发现成诚望见蒋介石时，突然挥手入怀，不等对方把东西掏出来，就先发制人，将对方击毙。蒋介石庐山遇刺，有惊无险。在这短暂的一瞬间，蒋介石已从鬼门关走了一遭。接着，军警宪特就开始了搜索，但除了发硬的刺客尸体外，一无所获。而龚春浦、萧佩伟二人听见枪响，即刻意识到发生了情况，哪还敢停留，立即逃下山，回沪报告。
蒋介石在庐山遇刺，又惊又怒，左一个“娘希匹”，右一个“娘希匹！”把戴笠骂了个狗血喷头。戴笠怀疑此案是王亚樵所为，但又没有证据，只好警告王亚樵：“你如有谋害我领袖举动，我必杀你。”同时命令上海的特务把王亚樵监视起来，随时报告王亚樵的活动和与他联络的人。
80 多天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其不得人心，反蒋派当然不会放过这一机会。
11 月初，王亚樵与华克之共同制定了第二次庐山刺蒋方案，决定由华克之、郑抱真（后加入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安徽省副省长）组织实施，华克之指挥，反蒋派负责一切开支。
蒋介石第一次庐山遇刺后，特别注意加强防范。只要蒋介石驻足庐山，凡上山的游客都受到严密的检查、盘问，武器很难携带上山。华克之苦思冥想多日，才想出一种办法。他派人购来几只金华火腿，用刀切开，将几支手枪拆开，与子弹分别藏入火腿内，再用盐泥封口，包装好。然后由王亚樵的妻子王亚瑛与另一个青年妇女刘小莲携带上庐山。这一招，果然灵，王亚瑛、刘小莲顺利地通过了检查，将火腿带上了庐山。随后，华克之、郑抱真率领一批枪手扮成游客陆续上了山。然而，蒋介石有了上次的教训，加强了安全保卫和防范措施。华克之、郑抱真、王亚瑛、刘小莲及五六名杀手在山上呆了四五天，不要说靠近蒋介石，连蒋介石的影子都没见到。他们怀疑蒋介石是否真的上了庐山。实际上蒋介石这次在山上仅仅住了三天，就匆匆下山了。因为蒋介石要回南京参加 11 月 12 日的第四次全国大会。
虽然，庐山第二次刺蒋未能实施，可蒋介石的日子并不好过。12 月 12 日，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开幕，由于以胡汉民为首的反蒋派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以退为进”，宣布下野。可是反蒋派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围绕蒋介石下台后的权力分配，互相拆台。蒋介石下野，汪精卫若出任行政院院长，胡汉民派反对；若把实权交给胡汉民，蒋介石又不答应，最后只好把孙科推到台前，组织新政府。
孙科上台，却无法解决新政府的行政经费。由于宋子文与上海财团串通一气，只有他当财政部长，才能解决孙科政府的财政困难，可宋子文是蒋介石的舅老爷，妹夫下野，舅老爷还能为新政府补台？孙科解决不了财政问题，他这个行政院院长还能当得下去？而何应钦又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向孙科多要军费。孙科政府仅一个月，月赤字就达 1600 万元。孙科没钱办不了事，一筹莫展。反蒋派只好忍气吞声，再把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请回来。1932 年 1 月 22 日，蒋介石回到南京重掌大权。蒋重新掌权的第六天，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的领导下，奋起英勇抵抗。但是，在蒋介石的破坏下，上海抗战失败了。由此，引发了内部的再次分裂，蔡元培、冯玉祥、李济深等人纷纷与蒋分手。而西南反蒋派趁势又加紧了反蒋活动，活动之一就是资助华克之成立“晨光通讯社”作为暗杀蒋介石的行动总部，并不时催促王亚樵、华克之加快刺蒋行动。
1935 年夏，华克之再次上庐山，准备行刺。这时，王亚樵由于受到戴笠的追捕，上海已无法藏身，早已去了香港。华克之领导的“晨光通讯社”在南京活动了半年多，一无所获。他们感到一味在南京守株待兔，恐怕不是良策。孙凤鸣提议在庐山设一个“晨光通讯社分社”，作为据点，专门负责打探、收集蒋介石在庐山的情报。经过讨论，大家意见一致，华克之决定再上庐山。这样，又产生了第三次庐山刺蒋的计划。
不久，华克之去了香港，他一是要同王亚樵商量，二是筹集经费。之后华克之又去了广西，在广西李济深拿出 2000 元，又嘱华克之再去香港找陈铭枢。华克之二上香港，陈铭枢也拿出 2000 元作为这次刺蒋的经费。
华克之因为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担任过南京市党部委员兼青年部部长，在上层有不少关系密切的朋友，如黄埔一期生酆悌。此人是复兴社的最早发起人，又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担任过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迁到南京后的名称）政治部训练部主任等要职，后来在 1938 年 11 月的长沙大火中成了张治中的替死鬼而被杀。华克之三次被捕，都是通过他找门路救出来的。还有一个任庵，此人是老同盟会员，元老，也是华克之的莫逆之交。这时任庵正在匡庐，兼任军政委员会委员。华克之要上庐山，就是通过任庵弄到了庐山管理局的证件。有了这一证件，上山下山，到处“寻幽探胜”，可以自由往来。
华克之到了庐山，下榻在胡金芳旅馆。他从客牌上找到任的房间，两人相见，分外高兴。谈到庐山的情况，才知道警卫分外森严，非常人所能想象的。任庵对华说：“据可靠消息，前不久秘密处死了三个轿夫，指控他们是共党分子，要在行经绝命崖时，与最高领袖同归于尽。此后戒备更加森严。最高领袖公余偶偕夫人（即宋美龄）散步，布置更为周密，一二里外即禁止行人通行。稍有不合，即逮捕严鞫，务请老弟台慎之戒之！”
华克之在山上住了 7 天，总是不死心，每天下午都要到处逛逛。虽遇到不少的高级将领，也看到无数宪兵、便衣岗哨，但唯独没有见到过蒋介石。无法可施，想来想去，只好打消在庐山刺蒋的念头，重回南京寻找机会。
第三次庐山刺蒋计划，仍未能付诸实践。西南反蒋派颇有微词，几乎要停止对华克之“晨光通讯社”的经费供给。“晨光通讯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背水一战，遂发生了本篇开头所描述的刺杀汪精卫的行动。
再说王亚樵第一次庐山刺蒋失败后，很不甘心。而反蒋派又派西南政务委员会萧佛成、孙科的得力干将马超俊等坐镇上海，催促王亚樵行动。他们提出，哪怕斩掉蒋介石左右手也行。于是，王亚樵、华克之便把刺杀的目标定在宋子文身上。
宋子文是蒋的舅老爷，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是蒋介石政权的财神爷。去掉宋子文，就斩断了蒋的一条胳膊，断绝了蒋介石政权的财源。
1931 年 7 月上旬，王亚樵、华克之在上海浦柏路大华公寓召集亲信人物龚春浦、谢文达、郑抱真等密议刺宋行动计划。他们根据搜集到的情报，研究了宋子文的活动规律，感到在南京下手很困难。而江浙财团的主要业务在上海，宋子文作为政府的财政部长、江浙财团的主要代表人物，与当时全国金融与经济中心的上海关系更是十分密切，几乎每隔几天就到上海来一次，每次往返都坐沪宁客车。经大家研究分析，感到这正是动手的好机会。当即决定在宋子文乘火车抵达上海闸北火车站时动手。一来这里戒备较南京要松；二来上海情况复杂，刺客动手后便于逃匿隐蔽。还决定由王亚樵、华克之加上几个弟兄组成行动总部。王亚樵届时亲临北站负责总指挥，华克之负责行动现场的指挥。
方案决定后开始分头准备。他们先在北站对面爱尔金路一条小弄堂里租了一个带小院子的屋子，门口挂上“河南省开封贸易公司货栈”的招牌，将手枪、子弹、炸弹都藏在后院。为了防止装卸手枪、上子弹和子弹退膛时发出的声音传出去，屋内经常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直响，作为掩护。有时还故意请人在外面吆喝：“家里来货喽，到车站去！”一切都煞有介事。
又在天目路沿马路的一家旅馆包了一间临街的房间，作为王亚樵观察与指挥的场所。
同时，派出数名精干人员，到南京专门侦察宋子文的行踪，务必先期打听出宋子文乘坐的准确车次和发车时间，用商定的暗语急电向上海总部报告。
第一组，由华克之率领张玉华、孙凤鸣、萧佩伟、陈佩书、朱德兴、张维六人守住车站月台，当宋子文走出车厢时即行狙击。这是第一道狙击线。
第二组，由龚春浦率领、尤林、唐明、李楷、彭光跃、刘文成六人把守候车室一带，组成第二道狙击线，倘若第一组没有成功，就由第二组实施暗杀。
第三组，由谢文达率领许志远、黄立群、朱大刚、陶惠武等人把守车站出口处的天目路一带，组成第三道狙击线。该组人员在一、二组行刺得手，则负责策应，到时切断通讯线路，掩护全体人员撤退。
郑抱真等人作为王亚樵的助手，陪王亚樵在天目路的旅馆观察、监视路上情况，如发生意外，即率领一班弟兄接应行刺枪手。
那时，《申报》和《新闻报》上有一个专栏，叫“时人行踪录”，专门报道要人、世界要人的行踪。一些新闻记者为此专门盯住名人。每有名人、要人将至，事前必有一大群记者蜂拥而至，抢新闻。所以，新闻记者云集也往往成为要人来沪的标志。
行动总部又收买了宋子文在上海的汽车司机，摸清了宋子文在上海乘坐的那辆汽车的外形、牌子、颜色和车号。宋子文一到上海，宋公馆一定会派车接站。
1931 年 7 月 22 日，由南京拍来的一封急电送到了王亚樵、华克之的手中，电报上写着“康叔于今晚由南京乘夜车来沪，明晨准到，望迎勿误”。“康叔”乃是他们给宋子文取的代号。当晚，华克之通知所有人员，明晨按计划行动，今晚一律不得外出活动。是夜，大家度过了既兴奋又紧张的一夜。
六点半整，由南京开往上海的沪宁快车徐徐驶进北站。因为宋子文时常往来于京沪之间，故上海方面没有安排军政要员前来迎接，除站长亲临站台安排外，只是在月台上多加了几道岗哨。宋子文的专用卧车挂在最后一节。直到旅客全部下了车离开月台后，最后一节车厢的门才打开，两名身着白色哔叽西装、头戴白色拿破仑式帽子的男子，在几名卫士的护卫下向候车室方向走去。此时月台上几乎没有旅客了，华克之等根本无法接近宋子文，只好急忙向候车室附近的第二狙击小组发出暗号。
宋子文一行走出月台，经过车站东大楼，准备由候车室旁的过道出站，就在这时，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从几根楼柱后面同时跳出几个青年人，举枪就射。走在宋子文前面的秘书唐腴胪在一阵枪响中首先应声倒毙，跟在其后的宋子文猛然听到有骚动声时，立即意识到情况紧急，机警地摘下帽子，一个转身迅速躲到了大楼北侧紧靠身边的一根方柱子后边。他反应之快，动作之敏捷，犹如一个年轻小伙子，保命的念头使他完全不像一个中年人。尽管他躲避得快，臀部还是中了一弹。这时宋子文的卫士已拔枪还击。从月台上赶来的华克之等也迅速投入战斗，投出了五枚炸弹，可惜只爆炸了三枚。刹那间，北站的枪声、炸弹爆炸声、警笛声、嘶喊声响成一片。遗憾的是，不知是谁过早地扔了一颗烟幕弹，失去了行动的目标，让宋子文捡了一条命。在一片混乱中，华克之等以为被击中穿白西装的男子是宋子文，十分高兴；在烟幕弹的掩护下迅速撤离了现场。
宋子文被送到医院，上的子弹旋即取了出来，因为是一支四寸的小口径勃朗宁手枪打的，伤势并不重。
宋子文死里逃生，把的党政要员吓得不轻，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敢在北站下车，而改在真如上下车。
当晚，上海的一些晚报报道了宋子文被刺的消息：“歹徒今晨在北站行刺宋子文财长未遂，秘书唐腴胪当场毙命。”王亚樵、华克之方知刺宋已告失败。后来他们又有两次庐山刺蒋的计划，前文已表，此不赘述。
宋子文北站遇刺，上海方面当天就报告了南京当局。究竟是哪路人马干的？谁也不知，蒋介石自然免不了要把戴笠叫来臭骂一顿，让他限期将凶犯缉拿归案。戴笠根据行刺人数众多、行刺计划周密两点分析，估计是王亚樵一伙人干的，但同庐山刺蒋一样，王亚樵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只好暗中侦察，严密监视王亚樵。也是该当有事，王亚樵最终成了戴笠的猎物。
宋案后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蒋介石却认为心腹之患是及其工农红军，他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则纵为奴隶，亦不可得。”蒋介石的谬论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理所当然地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蒋介石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联盟提出控诉，并提出由国联派中立国部队进驻东北，但遭到日本的坚决反对。
1931 年 12 月 10 日，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前来东北调查。调查结束后，李顿发表谈话，虽指出这是日本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却不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更不提议日本违盛顿会议与《九国公约》应受到制裁。所以，李顿调查团的谈话明显地偏袒日本，实际上起到了纵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消息传出，舆论大哗，首先是上海各界人士群起反对。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等数十位各界人士，在四马路大中华饭店集会，商讨对策，提出抗议。王亚樵也出席了这次集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方今世界上哪有公理？唯有强权！只有诉诸武力，除杀李顿。”此言一出，四座皆惊。与会诸公虽不同意王亚樵的做法，但素知亚樵有勇有谋，实为可敬可佩的一条好汉。
王亚樵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其实他已下了决心要锄杀李顿，出出这口恶气，为中国讨个公道。他将手下得力干将龚春浦召来，交代由他主持锄杀李顿，另指派尤林、唐明做龚春浦的助手，负责具体行刺。计议停当，尤林、唐明二人多次对李顿调查团住宿的华懋饭店的房间布置、出入口、楼梯、服务员进行了细致的调查。最后决定就在华懋饭店动手暗杀李顿。
1932 年 11 月 10 日上午，尤林、唐明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李顿住的套间，却扑了个空。原来，李顿临时接到请柬，被上海市长吴铁城请去吃饭。尤林、唐明在其房间埋伏了近两个小时，不见李顿，情知有异，不敢在房间继续久留，只好放弃当天的行刺，悻悻离开。这两人离了华懋饭店，找个地方灌了几两酒后，就一路溜达，不觉到了福州路春茂钱庄。这两个家伙恶习难改，一看是个小钱庄，顿生歹意，俩人一使眼色，进店就用枪逼住伙计，将现金掳掠一空，大摇大摆地跑了。他俩刚一离店，伙计大喊“有贼！有贼！”恰巧有巡捕经过，警哨一吹，尤林、唐明没跑出两条街就被抓获，人赃俱在，赖也赖不掉。在狱中，他们受刑不过，将庐山刺蒋、北站刺宋一股脑儿供了出来。
王亚樵要反蒋，戴笠要保蒋，“道不同，不相与谋”。过去的师生分道扬镳，成为对头。在戴笠追捕时，王亚樵借戴笠生日让人捎去一副对联。对联云：
王亚樵重提往事，当然并非仅仅是讥讽戴笠，而是借这副对联表明他们已经冰炭不同炉了。
戴笠全力以赴，要把王亚樵捉拿归案，好在主子面前邀功。蒋介石知道王亚樵不好对付，发话“活的没有，死的也行”。
庐山刺蒋后，王亚樵就受到了监视，由于没有证据，才没抓他。现在可不同了。王亚樵自尤林被抓，就知情况不妙，早已做了安排。戴笠几次得到情报，但每次都扑空。
1933 年 1 月，戴笠侦知王亚樵在腊月 23 日要到市郊姚主教路一秘密住所同他母亲见面。前几天，戴笠便将该住所监视起来。到了那天，大雪纷飞，王母不能如约前来。王亚樵与妻子王亚瑛等到晚上 10 时，不见母亲来，便准备转移。王亚瑛轻轻撩开窗帘，只见雪地灯光之下，一辆红色警备车停在不远处，住宅四周全是军警宪特。王亚瑛失声惊叫：“不好！撮老（上海人骂特务的土话）围住了！”王亚樵双手提着两把手枪要往外冲。王亚瑛急忙制止：“不行！冲不出去，快由三楼阳台出去！”
王亚樵闪身到了阳台门边，王亚瑛迅速把所有房门全部锁上，关闭电灯，顿时，全楼一片漆黑。王亚樵趁势从阳台攀到屋顶，向上跳跃腾挪已离屋顶。楼下特务猛见灯光熄灭，失去目标，蜂拥破门而入，四处搜索，哪儿还有王亚樵的人影。
原来，住宅背后正在盖房子，周围全是脚手架。王亚樵上了屋顶，便利用宅后的脚手架下了地，飞似的逃走。
一个星期后，正是阴历年三十，特务们又包围了王亚樵母亲在拉都路的住所。亚樵是孝子，戴笠手下的特务以为王亚樵一定会来吃年夜饭，同他母亲团聚，未料到王亚樵根本不在。王亚樵已料到特务们会来，但又惦记老母，于是派朱大刚化装成医生，手提药箱，声称看病，特务们盘查后，未发觉破绽。朱大刚上了楼，悄悄转告了王亚樵对老母的问候，并装模作样地开了药方。
特务侦知王亚樵夫妇潜居在赫德路赫德里的一栋楼上。1933 年 3 月，一天清晨，王亚瑛出门买菜回来，刚进楼门，猛然听到汽车的刹车声，只见一辆红色车子停在弄堂口。再往两边一瞧，发现东西弄堂口都有特务模样的人在溜达，不时向这边探头探脑。王亚瑛三步并做两步跑上了楼，“快起来！前后弄堂口都被撮老围住了！”
当此千钧一发之际，王亚樵一点也不慌张。他叫亚瑛穿上他的衣服，戴个礼帽，倚窗眺望，以吸引特务的注意，自己则穿上亚瑛的衣服，扎上头巾，化装成娘姨（上海人呼女佣为娘姨），手提菜篮，站在穿衣镜前，回头问亚瑛：“像不像？”王亚瑛不由得扑哧笑了起来：“像，像！”
“堂堂江湖大侠，变成了娘姨。”王亚樵扮了个鬼脸。他又一次从特务身边溜之大吉。
当特务们上楼破门而入时，人影都没见一个，再摸摸床上，被窝里尚有余温。明知王亚樵刚才还睡在床上，就在这栋楼里，可是，上下搜索，就是不见踪影。以至于上海一些报纸把王亚樵描绘得神乎其神，说他会飞檐走壁，有隐身术，是孙行者转世。华克之、郑抱真一班人见了这则消息，差一点笑破了肚皮。
几个月内，戴笠手下的特务几次围住了王亚樵，却都让他从眼皮底下溜掉。虽说有惊无险，不过也把王亚樵逼得东躲西藏、隔三差五地转移，不能在任何一个地方久呆。
5 月 12 日，王述樵被戴笠逮捕。不久，洪耀斗等一干人也先后落入戴笠手中。他们虽遭严刑拷打，但至死也未泄露王亚樵的半点消息。
王述樵是沈钧儒的学生。沈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民主革命。面对民族矛盾上升之时，他始终反蒋抗日。王述樵被捕，沈钧儒当即以全国律师公会会长的身份，以全国、上海律师公会名义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抗议封建主义的株连。沈老在声明中说：“王亚樵犯罪，其弟王述樵何罪？兄有罪不应罪及其弟。”并亲为王述樵出庭辩护，轰动了上海。迫于舆论，蒋介石不得不让戴笠释放了王述樵。
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是年 6 月，戴笠奉蒋之命同王亚樵讲和。可到哪儿去找王亚樵？
戴笠找到了常恒芳。常恒芳何许人？北伐战争时，常恒芳曾任安徽宣慰使，王亚樵是他的助手，两人关系密切，交情颇笃。
常恒芳设法先找到郑抱真，再找王亚樵。谈起戴笠交给他的这桩差事，王亚樵提出两个条件，如戴笠答应，可以讲和。
“第一，将所有我系统的被捕兄弟，一律释放，不得为难他们；第二，把我的部属遣散，需给遣散金100万元。雨农（戴笠的字）能做到这两条，我王亚樵只身到京，用我也罢，杀我也罢，一切听便。”
戴笠回复：“所提两条可以答应，但我也有个条件，九哥必须向西南（指反蒋派）放一枪，不管是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陈济棠等其中任何一个人，一枪就可以复命。”
王亚樵听后，大发雷霆：“雨农不是来和解，不是来为团结，而是陷我于不义，陷于分裂，头可断，决不做此反复无常小人之事。”说毕，拂袖而去。常恒芳照实回复戴笠。
戴笠黔驴技穷，仍不死心。遂又策动王亚樵老友胡抱一出面，在《新闻报》《申报》上登一则招安启事，启事内容扑朔迷离，局外人看了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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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究怎办？何去何从，早日决定，不要累及你一班人与你同受罪，火速登报复我，以免我们老朋友为你关心。
启事中的胡二即胡抱一，鼎即王鼎，王亚樵之别名。对这份招安启事，王亚樵一笑置之，不予理睬。
上海是不能再呆了。这年的8月，化装成搬运工的王亚樵和他的一帮贴心腹登上英国的“和怡”号轮船，来到香港。
“亚樵与当局无归顺与否之存在，愿诸君代达，如执政当局苟能改变国策，从而停内战，释私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亚樵当只身抵阙，负荆谢罪。亚樵何去何从，在于当局，否则誓与周旋到底，悬首都门，又何足惜。”
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时，王亚樵秘密从港返回福州，参与其事。失败后，王亚樵及上述反蒋诸公相继飞抵香港，继续开展反蒋活动。就在这时，华克之来到香港。
再说华克之第二次庐山刺蒋计划未能实施，返回南京。经过商议，由华克之化名向南京当局申请成立一个通讯社。为此，华克之专程来到香港，把计划同王亚樵一说，亚樵非常支持。次日，由王亚樵出面向李济深、陈铭枢说项，二公支持港币5000元作为通讯社开办经费。此后，李、陈共计拿出30000多元支持华克之实施刺蒋计划，王亚樵亦支持了近万元。
1934年11月初，暗杀蒋介石的掩护机构——“南京晨光通讯社”就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开张了。在《申报》成立通讯社时，华克之化名胡云卿，任社长，是一位有钱多病的华侨。张维化名张玉华，任总务兼编辑室主任。贺少茹化名贺坡光，任采访主任。孙凤海化名孙凤鸣，任通讯社记者。
是年12月，召开四届五中全会，孙凤鸣前往中央党部会场，由于稍一迟疑，丧失了实现刺杀蒋介石计划的时机。次年夏，华克之上庐山也未找到机会。
这时，香港方面传来消息，李济深、陈铭枢对“晨光通讯社”久未见诸行动，颇有微词，表示将不再予以经济支持。而“晨光通讯社”至多只能维持到10月底，经费就将告罄，在这种情况下，唯有背水一战。遂出现了1935年11月1日四届六中全会的壮举，刺蒋未成，却中汪精卫，而孙凤鸣也壮烈牺牲。
当局依据从孙凤鸣身上搜出的参加这次全会的“第六十三号”新闻记者出入证这条线索，查到了“晨光通讯社”。宪警特务迅速搜查了设在南京新街口附近陆家巷23号的“晨光通讯社”，但这里已人去楼空，一无所获。
缺口是从谷紫峰身上打开的。谷紫峰是不久前由张玉华介绍进入“晨光社”的，负责庶务。11月16日上午，他在上海北站不慎被捕，经不住严刑拷打，凡是他所知道的，全都供了出来。数天之内，华克之的密友、党员陈惘子和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同时在上海新亚酒楼被捕；华克之的妻妹尹粹瑶和丈夫张碧泉也被捕了；在陈惘子被捕的同时，张玉华在另一地方亦被捕；稍后一点，贺坡光在镇江丹阳老家被捕，贺坡光的胞兄、老母也未能幸免；孙凤鸣的妻妹崔正琪、岳母也被逮捕。凡是与“晨光社”有牵连的、或有来往的，几乎无一幸免。甚至连毫不相干的、只是给“晨光社”成员看过病的医生也遭逮捕。
南京最高当局为求一网打尽，把搜捕的魔爪伸向海外。两次花费60万元巨款，将前十九路军补充团团长余立奎、炊事员胡大海和海员周世平等与“晨光社”毫不相干的人作为“刺汪要犯”逮捕引渡，交“首都”地方法院审理。这一切，都成了历史的笑柄。
大逮捕之后，便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审理。一部分人被判徒刑，一部分人被秘密处死。此案究竟有多少人死于南京当局的屠刀之下，至今仍是一个谜团。如陈惘子未经审理就被秘密处死，尸体被抛进镪水池中，就义时年仅27岁。数十年后，为他题词：“为革命而生，英名永在；为革命而死，浩气长存。”崔正瑶被捕，戴笠知她是孙凤鸣的妻子，亲自提审。她守口如瓶，一无所获后，特务大发，用针刺她的，用藤条抽打她的。但她没有一句口供，同她丈夫一样，从容就义，献出了自己的年轻生命。
可是，他们始终未能抓到华克之。华克之到哪去了呢？原来，华克之早已到了香港。
1936年初冬，华克之撰写了《为南京晨光通讯社诸烈士逝世一周年纪念》。写成后，用九龙总商会的信封挂号寄给蒋介石，封面上注明：“内系要件，敬请委员长亲启。”据一位友人告诉华克之：“委员长拆看之后，唯一的办法是立传戴笠，把对你的悬赏由5万加至10万，不论死活，同样受赏。”
然而，不论死活，他们始终没有抓到华克之。可是，历史线年以后，当年奉命追捕华克之的沈醉，却在北京华侨饭店的宴会厅里见到了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原先敌对的两双手如今却紧紧握在了一起。
孙凤鸣刺汪，蒋介石既为了洗刷自己，也为了自己的安全，限令戴笠擒拿王亚樵归案，捉不到活的，死的也行。
是年底，戴笠率领大批特务涌到香港。王亚樵见形势很不利，便于第二年2月中旬携眷属与郑抱真等一批骨干，秘密离港，来到李济深的老家广西梧州，改名匡云。李济深自1933年“福建事变”失败后一直闲居在乡。李济深见王亚樵投奔到此，即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商谈，对王亚樵加以保护，不给老蒋称心。只要王亚樵在世一天，老蒋就坐卧不安一天。李宗仁、白崇禧倒是爽快答应，并让广西省政府每月给王亚樵发生活费500元。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公开举起“抗日”旗帜。实际上他们是借“抗日”之名，行反蒋之实。但蒋介石故伎重演，又拉又打，用金钱美女分化瓦解。7月，蒋介石兵不血刃，顺利解决两广事变。陡然间，政治形势急转直下，李宗仁、白崇禧对王亚樵的态度逐渐冷淡。王亚樵自感寄人篱下，日子不好过！准备离桂投奔。李济深也觉得王亚樵此举仍不失为一条反蒋革命的路，欣然赞许，并提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推荐王亚樵。当晚，王亚樵挥毫疾书，给、朱德写信，表示愿与合作，率部投奔陕北，请求接纳。写完，思绪万千，久久难以平静，遂填《念奴娇》一阕，抒发感慨：
西江烟雨，哭陆沉，魑魅魍魉狐兔。北土沦亡黄流注，中原烽火弥路。悲恨相继，万里烟尘，江山知何处？堂堂中华，怎忍东倭猖寇。
醉生梦死内战，媚倭求存，何言对国人。闽海羊城兴义师，苍苍太无情。天涯海角，足迹无门，千载留间纹。欧盟山重，北愿延河非孤云。
第二天，王亚樵将2000元盘缠和两封信，交给余亚农、张献廷，嘱他们赴陕北，一定要亲手把信交给周恩来，早去早回。余、张二人把两封信分别藏在皮箱的夹层中，离开了梧州，经广州、上海，转道赴陕北。遗憾的是王亚樵未能等到两人的回音，就于10月底被刺杀在梧州。
再说戴笠在香港活动了一个多月，他手下的特务陈亦川已混进了王亚樵的圈子，严密监视王亚樵。未想到，2月间，王亚樵突然失踪，不知去向，线索又断了。戴笠好不恼火，把陈亦川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顿。
陈亦川越想越窝火，不觉信步走到了香港当时最豪华的一家舞厅。跳完一支曲子，刚坐下，突然眼睛一亮，精神陡增。原来他发现了一个人，谁？余立奎的小老婆余婉君。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陈亦川拉拉领带，整了整西装，不慌不忙地来到余婉君的身旁。陈亦川这时刚三十出头，1.8米的个子，体格匀称，头发油黑，风流倜傥，的确是一位惹女人喜爱的“男子汉”。不到半小时，陈亦川已和余婉君打得火热，不知情的人，以为这是一对认识交往多年的情侣。在舞池中，余婉君完全陶醉了。余立奎被捕引渡的烦恼，早已被她抛到了爪哇国去了。从那天以后，这两人形影不离，如胶似漆，那男女间的风流韵事自是少不了的。很快，陈亦川就掌握了余婉君的情况。余立奎被捕后，她的生活费一直由王亚樵供给。出于对余立奎的关心，王亚樵对余婉君颇多照顾，余婉君每月至少到梧州去见王亚樵一次，住个把星期再回香港。陈亦川很快就从余婉君嘴里得到了戴笠想要知道的一切。王亚樵在梧州的住所被戴笠派人监视起来了，可是却无法接近这屋子，因王亚樵深居简出，一心在等陕北的消息，而亚樵的部下警惕性又很高。
一天，陈亦川同余婉君在床上一阵亲热鬼混后，见时机成熟，便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身份和计划亮了出来。余婉君吓愣了，半晌不敢吱声。陈亦川哄骗她：“只要杀死王亚樵，我就同你结婚。”“真的跟我结婚？不骗我？”余婉君将信将疑。“绝不骗你，我可以对天发誓……”
“好了，好了，谁要你发誓。”余婉君动摇了。“小婉君，搞掉王亚樵，我们不仅可以做长久夫妻，你还可以得到政府的赏金10万元。”
“10万元……”余婉君嘴里不由得叨念出声，她已被这10万元打动了。陈亦川不失时机地随手掏出2万，“这是给你零花的，不在10万之内。”
10月上旬，余婉君带着孩子来到梧州。王亚樵把他们母子安排在梧州大东中街一栋二层楼上，并不时前来探视。
特务们迅速把这栋楼监视起来，并做了相应的布置。戴笠下令，由陈质平负责指挥这次行动，务必要杀死王亚樵，但不准让广西方面发觉。
10月20日晚，王亚樵只身一人来到这里，刚推开楼上卧室门，埋伏在门后、屋内的特务陈亦川、王鲁翘、谷玉林、霍邱突然闪出，王鲁翘抬手两枪，正中王亚樵前胸，王亚樵哼都没有哼一声，就倒了下去。陈亦川又照着尸体，连补三枪，谷玉林将随身的匕首刺在王亚樵的胸膛上。之后，这伙特务迅速挟持着余婉君逃离现场。在逃离途中，余婉君被杀死灭口。
这位爱国者、反蒋义士，被人誉为“江淮大侠”、诬为“暗杀大王”的一代志士，终于倒在蒋介石、戴笠的暗箭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