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回忆起那一年的5月4日，他提到：“五月四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
那“一天风云”想必是他内心感受的投射，正映衬着彼时中国形势的风起云涌、波谲云诡。
不过今天我们回望五四时，仍不妨对那“一天风云”欣然一笑——毕竟学生们抱着“锄奸不惜死，救国自千秋”[1]的信念挺身而出之后，爱国之精神已逐渐深入国人心中，一如艳阳高照、阴霾散尽。
[1] 语出许德珩《“五四”狱中述怀》：我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救国自千秋。
1919年5月5日，刊登于《晨报》的《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可以说是对五四运动现场最为迅速且详尽的记述和报道。开首第一句，除了具体的日期，特别描述了当日的天气。
1919年5月4日，农历四月初五，立夏前两天，气候宜人。[2]五四时期的北京，仍留有晚清习俗，农历四月的庙会、浴佛会等活动，引得城内居民欣然前往。春夏之交温度舒适、草木蓬勃，与今天一样，这无疑是个郊游的好时节。
然而，那一年北京三千学子却无意于观花赏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公理”难以战胜“强权”的现实给予这些青年当头一棒，强烈地刺激了他们的爱国情怀。
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在法科大礼堂举行大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工业等学校代表参加。学生们情绪激昂，定出奋起救国的四条办法，后来所说的“五四运动”便萌芽于此。
[2]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7页。
当年早有“罢不罢，看北大”的说法，此起彼伏的年代里，北大学生从来是中坚力量。然而在这次浩浩荡荡的队列中，DG视讯·(中国区)官方网站北大却低调地缀在队尾，是最末一名抵达的学校队伍。
原来，在清晨集队走出沙滩红楼校门时，北大学生被教育部代表与军警长官拦住去路，大加劝阻，学生们与之理论半晌，方使队伍获准通过。
——这一拦，概因在当时，北京大学不仅是距最近的学校之一，而且学生总人数最多，其中积极参与大大小小的更是不知凡几。
广场上，先到的队伍为后到者鼓掌，后到的队伍则摇旗应和。人员众多而压台出场的北大学生走来时，目光仿佛因这仪仗严整的场面而更显肃穆，爱国请愿之心亦随脚步一样越发齐整了。
[3] 关于当日参与前集会的学生数量说法不一，本文参考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中的数据。
[4]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9页。
[5]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8页。
星期天是使馆工作人员的休息日，学生们前日早早备下、要求“维护公理”的英文说帖无处可投，他们只能眼睁睁瞧着手持木棒的巡捕挡在面前，阻止他们通过这个“国中之国”。
分明是自己的国土，却不准国人通行，此情此景，焉能不愤怒、焉能不屈辱？下午4时左右，学生匆匆的脚步在春末夏初的北京激起烟尘滚滚，千余学生涌入赵家楼胡同，先后攀窗、破门而入，赵家楼的大火很快熊熊燃起，火光点亮一张张年轻而坚毅的面庞。
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北大学生们义愤填膺，决心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他们自掏腰包，捐出几百元钱用来打电报：一份给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要求他们坚持不签字；一份通电全国，反对撤换本国专使。在这之后，学生们的捐款还剩300元左右。
5月3日，在北大三院礼堂的临时会议上，大家决定将这300元拿来支持次日。那一晚的学生宿舍和北大红楼灯火通明，学生们各司其职，共同为第二天做准备，五四还未正式开始，青年学子的心血便已凝聚起来。
5月4日上午10时，罗家伦从城外高等师范学校返回位于红楼一层22号的新潮社。同学狄福鼎推门而入，着急道：“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
罗家伦见时间紧迫，不容推辞，当下便拿来纸笔，站着靠在一张长桌旁边，一气呵成，写就《北京全体学界宣言》；随后，他们将手稿送给李辛白[6]负责的印刷所急请印制，到下午1时的集会时间，已经印刷完20000份。
《北京全体学界宣言》是五四中散发的唯一印刷品，全文仅100多字，为方便传阅，都用白话写就。据罗家伦回忆，书写《宣言》时心情万分紧张，注意力却非常集中，写成后也再没修改过——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
这份宣言掷地有声，慷慨激昂，极富号召力和感染力，显示的是青年学子争取国家主权的共同心愿。
[6] 李辛白，1917任北京大学总务长，1919年改任出版部主任，创办《新生活》杂志，是五四运动时期一员骁将。
在五四运动热潮中，还有许多北大人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许德珩、邓中夏、傅斯年、段锡朋……北大学子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着，奉献着，一声声年轻的呐喊，一句句满怀激情的高呼，蓬勃着，延宕着，写就一曲壮阔的五四之歌。
五四运动迅速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一股反帝爱国热潮——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5月14日，天津成立学生联合会；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青年学子们汇聚成一团火，以熊熊燃烧的抗争精神宣誓民族意识的觉醒。DG视讯·(中国区)官方网站这团烈火很快点燃各界力量，上海工人罢工、文界积极响应，举国上下的爱国人士拧成一股绳，揣着一颗心，为争取国权而斗争。
1922年2月4日，中国与日本签订《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将时间拨回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当青年学子们走上街头，他们或许也不会想到这一场将给国家带来何等剧烈而深远的影响，但历史的齿轮环环相扣，那些年轻的生命奋力推动一个齿轮，也是推动了更远更远的未来。
五四是一个时刻，一个事件，也是一种精神，一份传承，尤其对于北京大学来说，五四的回响仍在，并且永远不会结束。
五四期间，梁漱溟正在北大任教，日后回忆起五四运动，他说：“今天的新中国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其造端，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肇启于五四运动。但若没有当时的北京大学，就不会有五四运动出现。”[7]从发动学生会议到组织上街，从筹集款项到撰写传单宣言，那一代北大学子接过了这个光荣的历史任务。
1919年5月26日，罗家伦以笔名“毅”发表文章《五四运动的精神》，较早地使用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罗家伦称这场运动中，学生具有“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争”的“牺牲精神”，并预言：“这样的牺牲精神不磨灭，真是再造中国之元素。”[8]
事实证明，在整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都能看到北大人振臂高呼的身影，这种“牺牲精神”也从未磨灭。126年前，北大学子走上街头，以五四运动为锤，敲响救国的警钟；94年前，“九一八”事变之后，北大学子组成南下团，对当时软弱的政府提出抗议；90年前，面对的不抵抗策略和与日方秘密交涉，北大学子参与到“一二·九”运动当中，以血肉之躯和拳拳之心呼吁联合抗日……
从五四运动一路走来，北大已成为中国觉醒与前行途中重要的政治坐标，而北大学子也早已与这个坐标融为一体，将爱国传统汇入血脉之中。
[8] 毅（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每周评论》23号，1919年5月26日。
这不应只是一个被反复诉说的符号，愿你我在重回历史现场的过程中，收获新的体悟、DG视讯·(中国区)官方网站产生新的共鸣，在鲜活的历史图景里，与先人哪怕仅是片刻的对话，或许都能碰撞出直击心底的火花。
【1】陈平原.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2】梁漱溟. 忆往谈旧录[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4】杨晦. 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A]. 见: 光鲜的五四[C].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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