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G视讯·(中国区)官方网站DG视讯·(中国区)官方网站DG视讯·(中国区)官方网站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至今已八十春秋。在全民文化抗战中，“三联书店（生活、新知、读书出版社），过去在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1932年，邹韬奋、胡愈之、徐伯昕在抗战中创立生活书店；1935年，钱俊瑞、徐雪寒、华应申创办新知书店；1936年，李公朴、艾思奇、黄洛峰创办读书生活出版社。三家书店以“竭诚为读者服务”为宗旨，宣传真理、传播知识、唤起民众，救亡图存。直至1948年，三家书店联合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20世纪30年代，三联书店和它的前身在中国的领导下，紧密配合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在统治区，积极宣传抗日、普及革命理论，成为革命文化阵地的坚强堡垒。
在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国民政府颁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从1939年起，推行消极抗日、积极的政策，掀起了一次又一次高潮。仅自1939年3月国民政府封闭生活书店西安分店和浙江天目山临时营业处起，到1940年6月，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建立的56个分支店，除五处因战局关系自动收歇外，其他45处都先后被封闭或勒令停业，只剩下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桂林、曲江六个分店。
1941年1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时隔不久，读书·生活出版社纷纷传来各分社被封的坏消息：2月8日，成都分社被封；2月20日，昆明分社被封；2月22日，贵阳分社被封，全社人员被捕；3月2日，桂林分社被迫停业。
新知书店时任负责人徐雪寒在《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一文中回忆：第一次高潮掀起后，就在各地摧残革命出版机构。到1940年冬，新知书店的金华、丽水、常德、宜山、衡阳、辰溪、襄阳等地分店，陆续被捣毁、封闭。或被强迫“自动停业”，工作人员或被逮捕，或被勒令24小时内离境，结果只剩下桂林、贵阳、昆明、重庆四个分店。
在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面临险恶处境的情况下，人多次会见书店的负责人，给予具体的工作指导。1938年11月，救国会领导人、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创建人李公朴等人访问延安，鼓励书店克服战时条件和政治环境造成的困难，真诚地做好服务工作，满足大后方读者的需要，同时指示书店要向游击区谋发展，派人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
周恩来更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对处于大后方隐蔽战线的三家书店时时处处关心，事无巨细地悉心指导，并给予经济上的支援。针对当时恶劣的政治形势，他指示干部要贯彻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精神，妥善疏散安排人员。周恩来的很多指示非常具体，如怎样在国统区的困难环境下将合法斗争与地下斗争相结合，哪些人出面、哪些人不出面，等等。周恩来约邹韬奋到重庆曾家岩50号，传达给他党中央对白区文化工作的指示；约三家书店负责人黄洛峰、徐伯昕、徐雪寒，商议国统区书店工作人员的撤退问题，以及三家书店派人到敌后开办书店、加强解放区的出版事业等事宜。1940年夏，周恩来又一次约三店负责人谈话，指示他们以民间企业的形式去延安和华北敌后开办华北书店，开展图书出版发行工作，并由党组织拨给华北书店流动资金。
1940年冬、1942年8月、1943年夏，周恩来还多次听取三店负责人汇报工作并做出相关指示。1942年8月，周恩来听取徐伯昕关于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出版机构的布局和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后指示说：在投资合营和化名自营的出版机构中，务必要区分一、二、三这三条战线，以利于战斗，免于遭受更加严重的损失。1943年，周恩来在重庆听取新知书店沈静芷关于在桂林地区出版工作情况的汇报，关注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留在桂林的干部的安全情况。指出将来在日军大举进攻、溃退时，桂林出版机构应部署撤退。届时可以分两路，一路由陆路向西撤到重庆；另一路，由水路向桂东撤，那边是山地，地势好，是打游击的好地方，必要时，可组织当地人民干。回去告诉三家书店的同志，要吸取1938年湖南长沙大火撤退时的严重教训，提高警惕，事先做好准备。撤，就是要大家去撒革命的文化火种。1944年，三家书店即遵照周恩来这个指示，分两路疏散。
三家书店遵照党中央指示，迅速将已办机构逐一排队并及时作出调整：第一线出版机构是冲锋陷阵的；第二线偏重于出版理论性的书籍；第三线以出版工具、技术或者历史、中外文学书籍为主，采取稳重、隐蔽的作法。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三店立即行动起来。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做出了一系列应变决定，采取转移分散、化名经营等措施，以便在的残酷压迫下，保存力量。根据周恩来区分三条战线的指示原则，生活书店重新明确了重庆、桂林两地区各个机构的任务，明确了两个地区的领导核心作用。重庆地区自营和合营单位六个，重庆分店是第一线机构，任务是坚持开门营业，积极扩大发行业务，无论困难如何，绝不自动停业，陆续出版生活的重版书。文林和峨嵋出版社是重庆地区主要的二线出版机构，主要任务是出版中外文艺书籍和历史著作。桂林地区有自营和合营单位七个，都属于二、三线机构。在南方局周恩来的指导关怀下，总管理处迁往香港，以便继续领导内地业务和筹建新的出版阵地。留在内地的，则以分散经营、合作经营、主副业并举等新的经营方式，继续在统治区苦撑危局。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三家书店的出版物约有1600多种，每种印数在5千或1万册以上，且被抢购一空。生活书店出版的《战时读本》，深入浅出地科普抗日救国知识，专供各地小学作为教材使用，读者群还有工人、农民、部队士兵，重版多次，印数达近千万册。
在大后方，三家书店分别在各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发行网，最多时分支店共有70多处，遍及14个省份；针对中小城市和乡村，采用设立办事处和流动供应的办法，教育群众、发动群众、推动群众参加到抗日的实际斗争中去，甚至发展到前线，深入到敌后。三家书店不仅出版了大量通俗读物，还出版了对广大读者有着深远影响的《生活》《新生》《大众生活》《读书生活》《中国农村》《新世纪》等期刊和马列经典著作、社科理论著作、文学艺术著作。如《宣言》《卡尔马克思》《恩格斯传》《资本论通讯集》《马恩论中国》《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西行漫记》《中国通史简编》《唯物辩证法辞典》，等等。
三家书店在宣传阵地和意识形态领域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皖南事变后，三家书店遍布全国的七八十家分支店，除重庆一地的新知书店分店，全部被查封；出版物遭到没收、检扣或被迫开天窗，工作人员的安全无任何保障，随时遭到毒打和逮捕，有些同志惨死在狱中。“搜查、封禁、捣毁等已成了革命出版工作者常常要经受的考验，但是我们没有屈服，没有低头，更没有退缩，我们始终坚持着。”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三家书店根据周恩来的亲自部署，分为三条战线，以不同的身份和隐蔽的方式活跃在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中，这是党在特殊历史阶段的斗争策略。在汉奸出没、特务遍地的险恶环境下，以民主人士、进步分子的形象出面活动，更容易团结社会各方面的人士，动员群众，争取朋友，扩大统一战线。进步的色彩是为了取得合法身份的斗争策略和方式，而吸收私人资本也是自身得以生存的经营之道。因此，三家书店没有被压垮，恰恰相反，得到了更多的社会同情和支持，影响越来越大；这支文化生力军总能突破围剿，将红色出版物呈现在读者大众的面前。
出版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巨著《资本论》是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下的创举。上世纪30年代，出版这部著作二百多万字的全译本，面临被禁和资金受限等诸多危险和困难，但读书·生活出版社负责人毅然决定出版此书。为了这部译著的出版，他们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从译文、出版、印制、运输、发行，直到送达读者之手，出主意、想办法，许多环节黄洛峰亲自操作。
为了能够顺利完成翻译工作，出版社特地同译者签订了约稿合同，宁可压缩社里的其他开支也坚持预支版税。即使抗战的烽火在上海燃起，也丝毫没有动摇出版此书的决心。在财薄力弱且政治环境极其险恶的情况下，郑易里兄弟用自家做生意赚的钱资助出版社3000元，黄洛峰从亲友中筹集1000元，他们再从中提取2000元单立账户，每月向译者郭大力、王亚南各预付80元版税。为保证译者能安心从事翻译，根据郭大力本人意愿，特派专人陪送他去当时相对稳定的江西赣州老家进行翻译工作，从而保证了《资本论》翻译工作的顺利进行。1938 年3月，《资本论》第一卷全部译竣时，上海因战事而暂时萧条，印刷、纸张、材料价格较为低廉，出版社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1938年4月，请郭大力到上海采取边翻译、边付排的流水作业方法，加速《资本论》的排印、出版。郭大力即踏上艰险征途，绕经香港前往申城，下榻于仅两间小屋的读书·生活出版社。
冒着上海的酷暑，《资本论》译排校印流水线流动起来，经过近百个昼夜的奋战，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终于付梓。8月31日出版第一卷，9月15日出版第二卷，9月30日出版第三卷。从此，这部人类文化史上的鸿篇巨制以全貌展现在国人的面前。
1938年出版的这部全译本《资本论》，用细纹米黄色布制的封面，中间三厘米宽的部位套印红色，“资本论”三个大字，既严肃端庄又美观，其风格同德文原版基本一致。这部200多万字三大卷精装本巨著首版2000套，配合“人类思想的光辉的结晶，政治经济学不朽的宝典”的广告词推荐，一再加印重版，深受文化界、学术界的欢迎，并通过秘密渠道送到了红色首府延安。
1938年版《资本论》的出版和发行都是秘密进行的，出版后仅在1949年前就多次在国统区和解放区重印。据不完全统计，该书共重印六七次，发行总量达三万多部，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读书·生活出版社于1938年出版的《资本论》，为战时出版业的顽强发展和我国社会科学的提高做出了卓著的贡献，体现了老三联出版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部译著至今还有着不可磨灭的深远价值。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苏联作家H·奥斯特洛夫斯基根据亲身经历创作的一部不朽之作。抗战时期的1942年，远方书店在上海“孤岛”出版的梅益译本，影响最大、流传地区最广且流传时间最长。
远方书店是泰风公司开设的出版机构，泰风公司是新知书店总经理徐雪寒和副总经理华应申在皖南事变后从桂林撤退到上海时建立的。作为同大后方和香港以及苏北、胶东、浙东等根据地联系的公开机构，远方书店出版《苏联文学选集》等书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其中的一种。当时新知书店在上海还设有办事处，先后由王益、俞鸿模负责，这个机构的出版工作归梅益直接领导。
1938年夏天，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将1937年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的阿历斯·布朗的英译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交给了梅益，要梅益作为党组织交给的任务翻译成中文出版。当时梅益在八路军上海办事处负责宣传工作，既要编刊物，又要译书，十分繁忙，不得不时译时辍；后因局势紧张，为尽快完成这项工作，在1940年开始改为边翻译边排字。梅益的译本出版后，远方书店通过各种渠道在上海秘密发行，同时将书籍运往苏皖边区和大后方，这就是当年人们见到的这个译本的由来。
在相隔半个世纪后的1982年，梅益在《深情的怀念》一文中回忆这段往事时这样说：“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时常怀着深深的敬意，怀念解放前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出版工作的同志们，他们那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理想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几十年来一直激励和鼓舞着我……这里我特别要提一下新知书店。大概是在1938年冬或1939年春，我开始和新知书店有了工作上的联系。在上海沦陷之后，所有书刊和报纸都停刊了，进步的书店开始向内地转移，好多作家先后离开了上海，有的到延安和敌后，有的到武汉、桂林，有的到香港、南洋……”
梅益回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1938年就开始翻译……（上海沦陷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别的一些书仍继续排印……在这样的情况下，30几万字的，并附有10几幅精美的铜版插图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三四个月的时间内出版，不但在上海发行，还送到内地和根据地去。”
梅益还说，在地下搞革命出版工作，本身就是战斗。他们这些大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不为名，不为利，随时有被捕、杀头的危险，但这没有吓倒他们。一本好书的出版就是他们得到的最高奖赏。
抗战胜利后，新知书店总管理处从重庆回到上海，1946年初重排出版了这部小说。这个版本，从1946年6月至1949年8月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太岳、中原、华东、山东新华书店和生活、读书、新知书店联合建立的大连光华书店总管理处，都曾分别印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热爱。
1949年3月，三联书店迁到北京。7月18日，《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明确指出，“三联书店（生活、新知、读书出版社），过去在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的领导之下的书店”。
1983年5月26日，中央组织部再次发文，指出：“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及其联合后的三联书店，在建国前实际上起到了我党在统治区的出版发行机关的作用。其性质与新华书店一样，其工作是在我党领导下进行的，其经营目的是为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我党的方针政策，在扩大革命影响、唤起广大青年投身革命、冲破反动政府的文化围剿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关于确定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进步团体及三联书店成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通知》，中央组织部 组通字〈83〉34号）
三联书店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是党在国统区出版工作的主要负责者。三联书店与延安及解放区的革命出版机构密切配合，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译者梅益在回忆文章《深情的怀念》结尾语重心长地说：“白区的出版工作是白区文化战线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白区文化战线反‘围剿’的斗争和根据地军事战线反‘围剿’的斗争一样，把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本文引用和参考了《周恩来年谱》《三联书店简史》《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和《书林随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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