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是这么一个叛徒的妻子，竟然一直都深受国人敬重，一直到98岁都还很受到爱戴，
这个“奇女子”就是郭德贤，郭德贤出生于重庆云阳，家底殷实，按理说，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她的一生都应该非常平顺安宁才对。
但就在郭德贤13岁那年，她在学校里的报纸上读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行，她对此十分悲痛。
并且，郭德贤的哥哥每次回家都会关紧房门，用低沉的声音给妹妹讲外面的世界：“东北的父老乡亲正被日寇铁蹄践踏，我们不能只守着自己的小日子。”
哥哥书房里藏着的《新青年》杂志，也让郭德贤对我党的了解越来越深刻。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
云阳县的街头常常响起防空警报，郭德贤跟着同学们躲进掩体时，总能看见衣衫褴褛的难民队伍。那些面黄肌瘦的孩子让她想起自家粮仓里的白米，内疚感促使她加入了学校的募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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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着麻花辫的少女们抱着木箱站在十字街头，嗓子喊得沙哑，只为给前线多筹些医药钱。有次遇到兵痞刁难，她攥紧拳头挡在募捐箱前：“这些钱是给打鬼子的战士们买药的！”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郭德贤被调到重庆万县，公开身份是中学教员，实际任务是在城区建立地下联络点。她学会了用粉笔灰在课本里藏密信，用不同颜色的围巾传递接头信号：蓝色代表安全，白色意味着危险。
每天清晨，她都会站在教室窗前，看着街道上来往的人群，警惕着任何可疑的身影。在这里，她遇见了蒲华辅，当时他还是县委书记。
两人第一次接头是在城郊的竹林里。蒲华辅掏出怀表看时间时，表链上的红星吊坠闪了一下，郭德贤心里便有了底。
共同的信仰让他们很快走到一起，1945年的冬天，他们在一间堆满进步书籍的小屋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桌上摆着同志们凑钱买的搪瓷缸。
结婚以后，郭德贤就更加忙碌了，除了照顾年幼的儿女，她还要负责印刷传单、保管。为了不暴露身份，她只能将油印机藏在衣柜的最底层。
这样的生活虽然充满了危险，但郭德贤却很满足，能和志同道合的爱人一同为了祖国努力奋斗，还有什么是比这更让人欣喜的呢？
郭德贤怎么也想不到，曾经共同立下誓言要为了组织的解放大业献身的丈夫，竟然会轻易在敌人面前屈服。
1948年，重庆的局势愈发紧张。郭德贤却发现丈夫最近有些反常。以往总是从容镇定的他，开始频繁失眠，有时候对着窗外的梧桐树一坐就是半夜。组织多次要求他转移到农村隐蔽，他却以“城市工作更需要我”为借口拒绝。
1949年，蒲华辅像往常一样出门，却再也没回来。郭德贤在灶台前热了三遍饭菜，直到窗外传来狗吠声，她才意识到危险降临。她迅速打开衣柜，将密件塞进火盆，火苗腾地窜起来，映红了她紧张的脸。
当特务踹开房门时，只见一地纸灰，特务揪着她的衣领咆哮：“文件呢？”她也只是擦了擦脸上的烟灰，平静地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软禁期间，郭德贤得知第二天有同志要来家里开会。深夜，她看着守在门口打盹的特务，悄悄摇醒保姆邱嫂：“去红房子找马先生，就说家里进了老鼠，要赶紧灭鼠。”
邱嫂揣着郭德贤塞给她的银元，连夜出门。当马识途收到“危险”的暗语时，离约定的开会时间只剩半小时。
被敌人抓住以后，郭德贤和孩子都被关进了渣滓洞监狱。狭小的牢房里挤满了人，孩子们的哭声更是此起彼伏。她把年幼的儿子紧紧搂在怀里，用破烂的棉被垫在地上，算是给孩子铺了张“床”。
最艰难的是审讯室里的日子。特务们把她吊在房梁上，残忍地进行各种折磨，但她始终咬紧牙关，不愿吐露任何消息。
甚至丧心病狂的特务还想用孩子威胁她，面对敌人，郭德贤毫不畏惧，她紧紧将孩子搂在怀里：“别动孩子，要杀就杀我！”
1949年，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通过秘密渠道传入监狱时，郭德贤和难友们把红色被面撕成布条，用草纸剪出五角星，缝制了一面简陋的五星红旗。
江姐摸着那面旗帜说：“我们虽然没见过真正的国旗，但心中的信仰就是最鲜艳的红色。”这句话让郭德贤一生都铭记在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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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敌人准备将所有人都杀害掉，郭德贤趁乱抱着孩子往围墙边跑，一边逃跑，一边也不忘搀扶受伤的同志。最终，他们成功躲过了敌人。
解放后，郭德贤被分配到重庆市广电局工作。有人劝她改个名字，摆脱“叛徒妻子”的阴影，她却摇摇头。郭德贤看来，她自己并没有做错事，自然也没必要躲躲藏藏。
此后，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广播事业中，每天清晨都会亲自审定新闻稿件，生怕漏掉任何一条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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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以后，郭德贤更是直接成了“义务讲解员”。她经常拄着拐杖去学校、工厂，给年轻人讲渣滓洞的故事。
每年清明节，郭德贤都会让儿女推着轮椅去歌乐山烈士陵园。她会在每座墓碑前停留，轻轻擦拭碑上的灰尘，念叨着烈士的名字，这一坚持就是几十年，直到再也走不动路。
2022年，98 岁的郭德贤在睡梦中与世长辞。临终前，她把儿孙叫到床前，用微弱的声音说：
